无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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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迹潦草,墨迹斑斑的作文竟获第二名

对教育有很多独到见解的爱因斯坦说:“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。通过专业教育,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,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。”

民国年间,包括北师大附中、南开中学以及许多成功的中学,它们之所以成功,无非就是最大限度地实施了人的教育,不是以培养考试能手、习题高手作为首要的教育目标,而是以培养人——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、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为目的。

抗战前后的重庆南开中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无法替代的活的先例。

南开的校训是:允公允能,日新月异。1945年,抗战胜利的那个秋天,南开举行作文比赛,题目为“论述南开精神”。一位高一学生突然想到南开精神就是“五四”精神,“允公”就是“民主”,“允能”就是“科学”,“日新月异”就是破旧立新,他“越想越激动,字迹潦草,墨迹斑斑,卷面肮脏”,结果竟获得了第二名。一丝不苟的喻传鉴主任亲自找他谈话:“你知道你写得这样乱为什么还得第二名吗?就因为你论述南开精神有独到之处……可见你肯于思索,有头脑……现在的中国就是需要民主,需要科学啊!”

这不仅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的一个例子,也是无时不在实行公民教育的证据。

公民教育作为人的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,特点就是开放、多元、兼容,允许自由讨论。那时学校里并排张贴着《中央日报》与《新华日报》,学生可以对照着看。高年级学生经常对各种思想观点展开讨论。

1943年1月,这些少年学子曾就真理标准展开过一场无拘束的讨论。在每周的周会上,学校经常会邀请持各种不同观点的社会名流来演讲。周恩来、冯玉祥、马寅初、孔祥熙、何应钦、陈立夫、孙科、翁文灏、王芸生、王云五、胡政之、老舍、曹禺以及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都曾受邀演讲。在那个讲台上,你能获得不少虽然零碎但是课堂上没有的知识。你也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。

“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?”成为学校时事辩论题

时事辩论赛也是南开的家常便饭,“战争促进抑或毁灭文化?”“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得了?”“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?”等等辩论题让人难忘。一位女生记得,高二那年,她参加全校男女生两部举办的一次辩论赛,题目本来是一件生活琐事,张伯苓校长散步时偶然看见海报,说没出息,什么时候了,还净辩论这些小事。

当夜题目就改成了“美国是否应该参战?”其时离珍珠港事件爆发、美国参战已不远。无论他们的翅膀多么稚嫩,他们的思考多么肤浅,他们在校园里获得的这些训练,终将对开阔他们的视野、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,产生深刻的影响。

结社、演出、办壁报,这一切都是自发的,是他们兴趣、才华、理想的萌动,这活跃了他们青春的生命,使他们在实践中学会表达,学会独立思考。校园广场上到处张贴着他们自办的壁报,内容五花八门,既有探讨人生的,也有关心国事的,《健报》《公能报》《曦报》《晨钟报》《野猿报》以及以“民间报纸”(区别于班报、校报)自许的《翔翎报》等竞相争妍。他们甚至通过各种渠道,亲自登门采访邵力子等政要。经济学家茅于轼读高三时,也曾和几个同学一起办过一个名为“旁观者”的英文墙报。

作为一所着名的私立中学,南开学子中有不少国民党政要的子弟,但他们在校园里未受到任何特殊待遇,他们也从不拿自己的家庭背景在同学面前逞威风,一样穿校服,一样吃食堂,这也是学校的规定。唯一特殊的是在办壁报时,高一学生王次五曾利用特殊身份,直接采访他爸爸王世杰(当时的外交部长),写出了像模像样的独家专访。

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在南开就读,他回忆说:“一些大官的子女当时我们也并不知道,到了毕业以后才慢慢听别人说起。学校从不趋炎附势,校园里绝对没有任何特权的气氛。”

每天下午不走出课室参加体育活动要记大过

操场上更是南开学子们自由驰骋的场地,每天下午三点半,所有学生都要走出课堂,融入火热的课外活动中(主要是体育活动)。如果学生偷偷躲在教室里做功课被发现的话,要立刻记大过一次。对体育的重视已成为南开的特色之一。当然南开对美育和锻炼动手能力的技艺活动也一样重视。音乐教室里,音乐教师阮北英几乎是不分昼夜地教每个班、每个组,从中国民歌、抗战歌曲直到西洋古典乐。20世纪80年代,当几个60多岁的学生在80多岁的阮老师面前,流着热泪唱起他从前教的歌时,已经几十年没有听过这些歌的老师激动得哭了。

在学业传授上,南开的老师更有独到之处,不拘泥于本本,没有成见,没有现成的框架、整齐划一的答案。一位同学作文开头第一句写道:“远远的东方,太阳正在升起。”国文老师陶光在“的”字后面加了个逗号,变成了:“远远的,东方,太阳正在升起。”这样的作文课堂讲评是能让学生终生受益的。

南开中学自编的国文课本,首席语文教师孟志荪是主编之一,蒋介石所喜欢的王阳明的一篇文章未能入选,曾国藩家书也只选了一篇。顺便说一句,蒋介石几次来看望张伯苓,但张在权势面前不卑不亢,保持学府尊严,这些都显示了老南开中学傲然独立的精神气质。

据说,重庆南开校友中有近40%的人从事与化学有关的事业,就是因为化学老师郑新亭的启迪。他常对学生说:“科学领域内,现在不为人知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,任何一个问题都够你研究一辈子的!”

他的课更是深入浅出,生动活泼,而且与日常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。学生又怎么忘得了他讲醋酸铅具有甜味的性质时所举的例子:“在家乡,小孩摘吃没有熟而酸涩的梅、杏时,往往偷来母亲、姐姐的铅粉抹在梅、杏上,梅、杏就由酸变甜了。”经济学家吴敬链说:“我虽然只在南开念过两年书,但是南开给予我的基本训练方面的影响,却是极其深远的。除语文、数学等功课外,从逻辑思维、语言表达,‘公民’课上关于如何开会、如何选举、如何表决的训练……都使我终身受用不尽。总之,就我的亲身感受而言,南开教育之所谓的‘高贵’,指的并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,也不是目中无人和颐指气使,而是对德、智、体、美四育并进的高素质要求。”

毕业考物理卷交了白卷却“给分六十”

在那里,考试不是衡量一个学生的绝对标准,课业授受也不是衡量一个老师的绝对标准,人本身始终是目的、是尺度、是根本,其他的一切都是从属的、次要的。

遥想当年的南开中学,物理老师魏荣爵教学水平之高、教学态度之严谨是有口皆碑的,绝不是不负责任胡乱评分的人。1941年毕业的谢邦敏富有文学才华,但数、理、化成绩不佳。他在毕业考时物理交了白卷,即兴在卷上填了一首词。

魏荣爵评卷时也在卷上赋诗一首:“卷虽白卷,词却好词。人各有志,给分六十。”这位学子得以顺利毕业,并考入西南联大法律专业,后来登上了北大讲坛。这样的老师,这样的学校,真的足以让后人开眼界。

正是有了一代教育家张伯苓那样的校长,有了魏荣爵、郑新亭、孟志荪等一大批优秀、有强烈责任感的教师,即使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,重庆南开中学也始终保持着高水平的教学质量,继续弘扬激发、培育而不是扼杀每个孩子个性和创造性为核心的办学理念,最大可能地践行了人的教育,成为民族危亡时期弦歌不绝的摇篮之一,以其无比生动的实例,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值得永远记忆的一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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