乡村里来了外乡人

乡村里来了外乡人

天歌

小时候,稍能懂事了,我发现在我们村里,除过祖祖辈辈生于此长于此以至于老死于此的许、高、田、赵、蔡、史、牛几大家族外,每个生产队还零零星星有一些操着外地口音的人家。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,这样的家庭大人们往往说着外地话,而他们的孩子却都操本地口音。当时心中有很多疑问,却也因为怕大人训斥而不敢动问。

记得生产队集体劳作之时,经常听到人们互相逗乐时叫他们“河南侉子”、“陕西愣娃”。我们这些小孩虽然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,却也调皮地跟在那些人屁股后面一声接一声地吆喝着:“河南侉子——”、“陕西愣娃——”,气得他们好一顿呵斥、追打。可是等他们刚一转身,小伙伴们又喊叫着撵了过去,盛怒之下他们就又骂骂咧咧地追了过来,小伙伴们立马作鸟兽散,没奈何他们只能摇着头,嘴里还不停地用我们似懂非懂的方言嘟囔着走掉了。现在想起来,当时我们年纪小性情顽皮,只是觉得那样开心而已,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恶意。

当年,每当遇到下雨天不出工的时候,村里的男人们就喜欢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,盘腿坐在热炕头上,一边喝着“钢沫子”茶,一边扑哧扑哧地吸着老旱烟,前三皇后五帝,东家长西家短地拉闲话。女人们则手里拿着针线活坐在灶火里,说着属于她们的悄悄话。小伙伴们就在屋子里院落里疯跑笑闹做游戏,玩累了就趴在炕沿上听大人们说话,至此我才从他们断断续续的言谈中,逐渐了解了这些外来户的历史。原来解放战争时期,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扒开黄河大堤,河南当地遭受严重的洪灾,很多家庭妻离子散、无家可归,这才携家带口逃荒来到甘肃地界谋生的。而那些陕西人多半是手艺人,他们辗转来泾川游乡串街进而落户在本地的。

从此,他们大多定居在此(后来生活条件好了,也有部分家庭迁回原籍),繁衍生息、娶媳嫁女,与当地的人们一起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多年后,除了老一辈的人们口音不同之外,他们的家庭逐渐融入了当地村落的生活,实实在在成了地地道道的泾川人。

说起外乡人,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当年“上山下乡“的知识青年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,怀着一腔报效祖国的热情和梦想,积极响应党的号召,毅然来到农村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那时我年龄还小,初次见到那些打扮得很洋气,说着“洋话”(我们农村对普通话的俗称)知识青年,满眼都是新奇,却又觉得和他们离得很远,不敢和他们接触。每天一有空就和小伙伴们结伙去“知识青年点”,从门缝里偷偷的往里瞄去,只见那砖瓦房白白的墙,亮晶晶的玻璃窗,以及那载歌载舞的知识青年,心情真是激动极了。多么想和他们相处,听他们唱歌,跟着他们学跳舞啊!后来,慢慢地混熟了,知识青年们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去,逗我们玩,给我们吃洋糖,那些漂亮的大姐姐还领着我们做游戏,教我们唱革命歌曲。有时我们往往高兴的忘了回家,最后在家长的一声声召唤声中,我们一步三回头,恋恋不舍地回家了。

有的知识青年来自上海,他们说话总是带着浓浓的乡音,说话总是用舌尖软绵绵地发音,我们当地人就戏称他们“上海鸭子”。还有的来自兰州,说话总带着碗碗腔,爱卷着舌头,人们就给他们起了一个绰号——“兰州砂锅子”。当然这些“雅号”,只是我们背地里叫的,当人面是不能叫的。有时叫不上他们的名字了,是上海人就叫“上海鸭子”,是兰州人就叫“兰州砂锅子”。虽不文明,却是实无恶意,只是带着一种戏谑的口吻罢了。

最有趣的还是知识青年在各家各户吃派饭。上海人习惯吃米饭,不会吃我们北方的细长面,可真难为他们了。饭一端上来,他们就满把子紧紧地攥住筷子,将面条一圈一圈缠在筷子上,然后用嘴咬,这样一来,吃的吃进去了,咬断的就断成节节又掉进碗里,好大一会还吃不完一碗面。看着他们那笨拙而有趣的姿势,真惹人忍俊不禁。家里的大人就给她们示范握筷子吸面条,可往往面没吃上就呛得饭渣子喷得到处都是,无奈只得随他们怎么去吃了。还有的人没见过我们压饸洛面,就抢着要压,结果他不知道用手撑着,直接用胸膛去压,没想到把肋骨给压断了。说实话,当年的知识青年在农村接受再教育,实在是受罪了。要说收获,那就是他们亲身经历了农村生活的艰辛,体会到过日子还真是真不容易。

几十年后,有的知识青年很有心,还和家人一块回访当年曾经给过他照顾和帮助的人们,相隔久远的团聚真是令人感慨良多。在这里,我要感叹:岁月无情,人有情啊!

——2013年6月21日夜家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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